苏世亮, 向娟, 杜清运, 李霖, 李千千, 王令琦, 张江玥, 亢孟军, 翁敏
摘要
地图作为全人类的“普遍语言”和全球话语活动的“通用文本”，构成了主体自我表达、社会互动和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叙事地图学成为国际地图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然而，学术界尚未针对叙事地图学建立起一个系统、合理的概念框架，导致叙事地图研究缺乏清晰的底层逻辑，难以将“用地图讲好故事”这一基本原理带入不同的实践语境，无法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知识生产。针对这一学术空白，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演绎的方式，在认识论层面揭示地图样态的“文本”逻辑，在方法论层面剖析地图语言的方法逻辑，在实践论层面解析地图话语的实践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框架，涵盖叙事维度、叙事逻辑、叙事向度、叙事策略和叙事目标5个基本命题；最后，提出了叙事地图学的研究范式，确立了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本体及方法体系，以期推动叙事地图学从地图学的学术前沿转变为主流范畴。本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式为叙事地图学的创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和方向指引，同时也为当代地图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行动镜鉴。
关键词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苏世亮（1985—），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理时空建模与地图可视化。E-mail：
通信作者:亢孟军 E-mail：mengjunk@whu.edu.cn
本文引用格式
苏世亮, 向娟, 杜清运, 李霖, 李千千, 王令琦, 张江玥, 亢孟军, 翁敏.
SU Shiliang, XIANG Juan, DU Qingyun, LI Lin, LI Qianqian, WANG Lingqi, ZHANG Jiangyue, KANG Mengjun, WENG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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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b.chinasmp.com/article/2025/1001-1595/1001-1595-2025-08-1371.shtml
叙事能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不同性别、阶层和种族的群体跨越文化的区隔，重构认知图景并建立心理认同，实现意义维度上的沟通、对话和和解，最终抵达全球范围内可沟通的乌托邦[1]。地图作为全人类的“普遍语言”和全球话语活动的“通用文本”，构成了主体自我表达、社会互动和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叙事地图学（narrative cartography）成为国际地图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2-5]。此外，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文化转型改变了地图生产的主体构成、方法路径和价值取向，愈发强调地图用户的参与体验和情感共鸣，加速了地图生产从“信息模式”向“叙事模式”的转型。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经验实证”“理性客观”“传输功能”“规范标准”等经典地图学框架之上，探寻新的理论支点并建立相应的研究范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目前，学界关于叙事地图的研究主要有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3种取向。其中，认识论取向主要围绕叙事地图的概念范畴以及地图叙事的目标和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2-5]；方法论取向则将叙事作为一种全新的地图设计方法，重点关注叙事地图的符号构成[6]、修辞体系[7]、交互策略[8]、结构组织[9-10]、认知原理[11-12]及表达策略[13-14]；实践论取向聚焦特定情境下叙事地图的使用、传播和影响[15-16]，旨在阐释叙事地图背后的权力和文化背景[17]。3种研究取向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和“参考范式”。然而，叙事地图学到底是什么？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合理的概念框架，制约了叙事地图研究的创新活力和实践张力。
概念框架的意义在于赋予叙事地图学清晰的理论逻辑，从而将“用地图讲好故事”这一基本原理带入不同的实践语境，最终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知识生产。不难发现，3种研究取向在拼贴理论蒙太奇的同时，亦为叙事地图学铺设了层层递进的切入路径：认识论从“文本”逻辑关注叙事地图的样态；方法论从方法逻辑确立叙事地图的语言；实践论从实践逻辑构筑叙事地图的话语。这不仅与国际地图学理论体系建设的通约逻辑不谋而合，同时也为叙事地图学概念框架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鉴于此，本研究围绕“文本”逻辑、方法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理论命题，分别以地图样态、地图语言、地图话语3个叙事维度为突破点，尝试勾勒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框架，并以此提出叙事地图学的研究范式，以期为当代地图学理论创新和发展提供一定的行动镜鉴。
1 地图样态：叙事地图学的“文本”逻辑
作为一门利用地图“文本”讲故事的学问，叙事地图学诞生于叙事学和地图学的交叉融合，最初面对的地图“文本”样态主要为传统的纸质地图。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地图“文本”样态不断推陈出新，从单一的、线性的、静态的、封闭的纸质地图延伸到多模态的、网络的、动态的、开放的数字地图，包括动画地图、声音地图[18]、触觉地图[19]、游戏地图[9]、AR地图、VR地图、场景地图[20]、元宇宙地图、泛地图[21]、机器地图[22]、智能地图[23]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图“文本”样态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叙事地图学的“文本”逻辑？事实上，每一种地图“文本”样态的出现，并非仅仅是技术驱动带来的形式创新，其深层的逻辑体现为对特定语境下社会文化思潮的回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主义”（如反表征主义、人本主义、后人类主义、生成主义）和“转向”（如身体转向、游戏转向、体验转向、智能转向等）席卷了国际地理学和地图学领域[24-28]，并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重塑了人们对空间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了认识论层面的范式革新[5]。叙事地图学作为一门以空间为基源性概念的学科，必然要正面回应这些“主义”和“转向”如何改造和重构地图“文本”样态的问题。本研究立足于叙事地图“文本”的3大基本构成，即符号、功能和模态，关注由游戏转向催生的场景叙事、体验转向开启的交互叙事，以及身体转向激发的感官叙事，并以此揭示叙事地图学的“文本”逻辑及其叙事策略（图1）。
图1 叙事地图学的“文本”逻辑及其叙事策略
Fig. 1 “Textual logic”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cartography
1.1 符号：游戏转向下的场景叙事
通过游戏掌握和学习知识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沉淀的思维惯习和文化传统。数字时代的社会语境下，游戏特有的融媒体叙事模式，可以为读者的情景感知和信息认知提供多样化的补偿[29]，加之广泛的社会可接近性，能够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这恰恰为叙事地图修辞的设置与发挥铺设了路径。此外，Z世代拥有更加丰富的数字媒介经验，习惯于以“游戏化”的方式获取现实困境的“想象性解决”，因此期待更具趣味性、参与度、沉浸感和想象力的读图感受，这也加速了叙事地图“文本”生产日益转向“游戏化”。所谓游戏转向，并非是“游戏+地图”的机械叠加，而是以“游戏化”的方式重构地图“文本”的形式逻辑，一方面利用程序化修辞将不同类型的地图符号组构成系列的场景，另一方面以超“文本”的结构将场景“编织”成地图“文本”。游戏化的地图“文本”表现出多层次“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多节点“交错性”（transversality）和多链接“非序列性”（non-sequentiality）的显著特征。这并不是说“游戏化”的地图“文本”超出了人类的想象边界和认知图式，而是意味着场景在地图的叙述机制中占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图2）。首先，场景作为地图“文本”的基本叙事单元，为叙事的生发提供了物理框架，即场景容纳了时间、空间、人物和事件，承载了剧情的发展、延续或改变。第二，场景作为地图“文本”的符码景观，为故事存在和情节推动提供了程序逻辑（process logic），特指地图设计者所设定的游戏进程和规则，场景所携带的规则语义信息能够帮助感知或锚定意义偏向，形塑叙事的话语生产。第三，场景本身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积极地参与“叙事线索”的构建以及“情节”的推进，即对场景间关系的考察能够抵达叙事地图“文本”的时空结构与修辞策略。第四，场景作为叙事“文本”的高层级符号，为叙事的劝服意图实践提供了元语言，即场景通过表征传达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和情感线索，营造了一个深度参与叙事的认同空间（space of identity），特指身份、文化和情感认同的集合。第五，场景作为地图“文本”的意义符码，为叙事的意义创造提供了建构逻辑（constructive logic），特指读图者在与地图交互过程中形成的推理和认识，即读者通过场景的漫游、跳跃、回溯、拼缀或遍历，不断加工与统合关系和意义网络，在能指无尽增殖、漂移和跃迁的过程中建构自我的意义世界。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游戏转向下的场景叙事并非数字地图独有，纸质地图依然适用，无非是融媒体模式下的超“文本”结构“降维”为固态媒介模式下的线性“文本”结构罢了。
图2 叙事地图的场景叙事策略
注：地图来源于《星露谷物语》。
Fig. 2 Scene based narrative strategy of narrative maps
1.2 功能：体验转向下的交互叙事
纵观地图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读图者作为信息传输的终端一直扮演着被动接受者的角色，虽能依托自身的知识技能和文化语境对地图展开多样化解读，但并不能介入地图本身或者改变制图者的意图[30]，读者与地图之间呈现单向凝视的关系。这也造就了凝视叙事这一经典的地图叙事方式，即地图意义的传达或地图叙事目标的实现，单一依赖读图者全神贯注、目不转睛的读图过程。与此同时，地图生产长久以来的制度性阻隔和根深蒂固的“科学理性”文化特质[31]，无疑持续加剧了凝视叙事的霸权地位。其中，制度性阻隔是指地图的生产主要由技术精英和专业机构所垄断，个体或普通大众难以获取制图的主体地位[31]。“科学理性”的文化特质则指地图被认为是科学的代名词，是完全中立、客观和理性的[32]，抑制了个体的观念和意志的表达，进而造成了个体与地图间的系统性疏离。随着数字化和网络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志愿者地理信息和社交媒体的广泛普及，消弭了地图生产的制度性阻隔，个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自然而然地“合法”融入日常的地图生产[33]。受众从被动的“冷静凝视”转向主动的“热情参与”，与地图产生积极的交流与互动，以鲜活的“体验者”身份成为地图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体验转向，是指地图“文本”的意义来源于主体体验的过程，而交互作为主体介入地图生产和体验的必要环节，成为地图叙事的基本方式，也为叙事地图个体化、多元化的叙述机制奠定了底层逻辑。体验转向让制图者的单向叙事转变为制图者、读图者和地图“文本”之间的交互叙事，弥合了制图者和读图者之间的语境鸿沟，驱动地图呈现叙事“文本”架构和互动媒介的双重形态。一方面，制图者通过界面图式、路径导航或角色选择，提供叙事内容和时空线索，吸引用户使用、参与和体验地图（图3（a））。另一方面，用户通过自我探索和情感表达，以及与地图界面或其他用户进行交互，推动故事情节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二次叙事参与地图意义的再生产（图3（b））。在不断的交互过程中，制图者和读图者共筑了地图“文本”的意义世界。可见，交互叙事从根本上改写了地图“文本”的生成法则，地图“文本”不再呈现单一的、封闭的、稳定的样态，亦失去了固定的时空结构和意义机制，而是演变成一个参与的、开放的、意义流动的空间“文本”。与此同时，交互叙事改变了地图叙事的“劝说”“说服”目标，而是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邀请”，通过赋予用户足够的自主选择和决策权力，帮助抵达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个体故事世界。
图3 叙事地图的交互叙事策略
Fig. 3 Interaction based narrative strategy of narrative maps
1.3 模态：身体转向下的感官叙事
身体是人类体验和认知外界的起点。然而，经典地图学根植于“身心二元论”认知哲学的理论土壤，加之可视化技术的介入让符号体系成为居间于意识和对象间的独立存在，地图在成为人类视觉系统“延伸”的同时，“截断”了其他感官系统，导致身体在地图学研究中被长久地遮蔽和忽视[34]。得益于可穿戴设备、脑机接口、增强/虚拟/混合现实、数字孪生和元宇宙、生成式AI等智能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及存在主义现象学、具身认知、后人类主义等新兴理论的滋养，人们对待身体的观念逐渐从离身（disembodiment）回归到具身（embodiment），身体成为地图学新的着力点[34]。所谓身体转向，是指身体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形式，是人类主体性的核心体现，而身体的实践活动则影响和决定了空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里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身体，也是数字技术加持下的“虚拟身体”，亦是赛博格化所形成的“技术身体”。无论身体的概念含义如何多样与丰富，身体以多感官为中心认知、交互和体验的意义未曾改变。人们在通过身体实施与地图的互动，调动多感官来认识、探索和体验，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多模态信息的协同作用下，形成完整的认知图景，并以此创建地图的叙事意义。正如文献[35]所言，图像、声音、触知、气味和味道都是承载特定符号功能的叙事元素，可以建构或者重设场景认知和想象，并以此深度参与、影响或决定故事的演进路径与方向。可见，多模态的感官叙事促成了叙事地图“意义空间”的形成，故事是感官叙事的产物，同时因身体而存在（图4）。根据身体卷入的程度，感官叙事可分为3种类型：第一，通过界面交互（如设备触屏、语音控制等）触发的感官激活；第二，使用可穿戴设备（如眼镜、头盔、全息投影等）建立的数字分身，也称“无器官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第三，借助生成式AI（如ChatGPT、Sora、Runwayml等）生成身体拟像和多感官统合图景。不难看出，在感官叙事下，叙事地图的“文本”逻辑从“生产”（production）转变为了“生成”（becoming），不再表现出因果性、序列性等时空结构，而是呈现去中心化的网络状“根茎”（rhizome）结构[36]。叙事地图的形式也由此变得自由灵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位置集合、信息容器和可视场景，而是由身体空间、多模态感官感知空间、认知空间和物质空间复杂耦合生成的流动性“意义场”，即文献[37]中的无数的“褶子”（fold）。对于叙事地图而言，“褶子”是叙事和意义生成的最小单元，通过不断的弯曲、压缩、折叠、拉伸、展开和变化，生成了叙事地图的“意义空间”。
图4 叙事地图的感官叙事策略
Fig. 4 Sensor based narrative strategy of narrative maps
2 地图语言：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
每一种新兴地图样态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地图语言的创新与发展，而这铺设的则是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所谓地图语言，是指对故事进行编码和表达的规则系统，既包括符号层面的视觉变量、语义特征和互文关系，也包括句子和段落层面的语法规则、修辞类型和释义机制，还包括篇章层面的叙事视角、时空线索、图式结构和整体风格等。由于叙事地图样态多样，难以形成通用的地图语言。然而，当回归到“地图如何讲好故事”这一基本命题，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便清晰可见：讲故事就是用事实打动人、用情感感染人、用氛围影响人。立足于这3项基本要求，本研究探讨“打动人”的情境化设计、“感染人”的情感化设计、“影响人”的美学化设计，并以此揭示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及其叙事策略（图5）。
图5 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及其叙事策略
Fig. 5 Methodological logic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cartography
2.1 打动人：情境化设计
经典地图学依赖事实叙事来实现其理性、科学、客观的自我主张：首先对事物或现象等事实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进而建立地图符号与范畴间的意义关联，最终利用这种意义关联阐述事实。然而，基于事实叙事的地图设计方法仅在所表达主题的范畴框架内有效，当离开该主题范畴后，地图将失去“所指”并成为毫无意义的“能指”。同时，制图者出于不同的立场、认识和技能，会建立不尽一致，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义关联和表达策略[38]。究其根源，事实叙事难以完全消解事实与地图对象之间的差距，只是在观念意义层面完成了叙事，存在论基础的丧失让地图表达区隔了事件的实际性内容，并割裂了叙事的本身意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提示，只有把存在性纳入叙事过程中，才能赋予事实完整的意义。情境作为存在性的基本处境，是人类开展认知活动、习得知识观念和理解事实逻辑的基础[39]。如果情境在叙事过程中被遗忘，读者将很难捕获和理解事实，最终无法产生认同。因此，在地图设计过程中，需要将情境作为地图叙事的本质向度，通过情境的创设、展开和还原，引导存在性的回归，以更加切近主体认知的姿态展开叙事。对于叙事地图而言，情境化设计的路径主要体现为3条：第一，借助叙事地图的修辞来创设特定的议题情境，如利用互文关联起多个意义单元来构造情境，利用蒙太奇联动多维时空以全方位还原事件面貌，利用寄寓将抽象的表达对象与具体情境中的事物进行映射。第二，融合信息可视化和可听化技术展示场景及场景间的关系，在时空线索维度上建立起“可进入”的故事情境，帮助读者快速把握事实真相或理解抽象的主题。第三，利用动画、AR、VR、实景三维、数字孪生等新媒体地图制图技术，以数字的形式高度还原和再现真实的故事情境，同时通过触控技术和交互技术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参与感、临场感、情感记忆等，让读者在“可见”“可听”“可感”“可触”的具体情境下理解事件、发现意义和寻觅价值。可以看出，3条设计路径构造了3类叙事地图的情境：第一，拟态化情境，通过地图为读者建立起认识世界的视觉形象（图6[40]）。如图6（a）所示，为了刻画苏州市核心城区共享单车出行的时空特征，借助“自行车”这一具象化的图式结构为读者创设了“绿色出行”的情境。第二，仿真化情境，通过地图为读者建立起认识世界的一系列场景。如图6（b）所示，通过嵌套使用场景化的图像符号和实景三维地图图形符号，生动再现了虎丘庙会“热闹非凡”的情境。第三，超真实情境，通过地图为读者建立起认识世界的综合性场域（field），特指空间实物和现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如图6（c）所示，VR地图真实再现了苏州园林景观，同时提供了白天、夜晚、晴天、雨天等多样化的情境，让读者可以在苏州园林内部自由地探索。
图6 叙事地图的情境化设计方法
注：地图来源于《苏州市地图集》[40]。
Fig. 6 Situational design approaches of narrative maps
2.2 感染人：情感化设计
长期以来，理性选择范式（paradigm of rational choice）占据了地图设计的主导地位，认为视觉传达过程中读者对信息的接收和认知过程是有意识的、理性的、经过认真思考的[41]。然而，随着双重加工理论（dual processing theory）的提出[42]，学者们认识到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未经深思熟虑的情感加工，亦在视觉传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大量的认知神经科学实验证实，情感认同作为最持久、最深刻的心理根源，是认知逻辑建构中承上（经验感知）启下（理性领悟）的一环[43]。事实上，自身的文化和艺术特质让地图天然地拥有激活、表达和约制感情的能力。此外，随着数智技术的普及和扩散，人类的情感本能被显著放大，成为社会规范与行为模式的原始驱动力，开启了共情媒介（empathic media）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叙事地图学开始正视情感在叙事中的作用：第一，情感成为事件发生和情节开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图的叙事逻辑因情感而存在；第二，情感成为叙事目标得以实现的核心驱动因素，地图的叙事意义因情感而触发；第三，情感成为叙事能效持续和扩散的关键决定因素，地图的叙事价值因情感而传递。强大的情感叙事能力，让地图不再仅仅是兴趣点展示、历史记录、场景复现的工具，更是推进社会进程、维系社会情感、动员社会力量的集体性叙事实践。所谓情感化设计，是指借助情感化的地图语言和表达方式，来完成故事讲述并激发强烈的情感共鸣[24]。对于叙事地图而言，情感化设计的路径主要体现为3条：第一，本能化路径。地图的多感官刺激能够引发读者运动系统的生理反应，触发思维记忆和理解感悟，这是叙事地图情感加工的起点。因此，需要顾及读者情感反映的生理特点，从色彩、材质、构型、版式、交互方式等情感触发机制入手进行创作和表达，为读者创造情感体验。如图7（a）所示，使用单一红色色相的三维实景符号来表达武汉市核心城区红色文化资源，同时借助红旗形状的图式结构来触发读者的红色记忆。第二，行为化路径。在充分了解和认识读者需求和惯习的基础上，塑造多类型的交互通道（如角色扮演、界面对话、路径选择、数字分身），引导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地图叙事，进而形成不同的情感体验。如图7（b）所示，读者可以选择模拟飞行、交互查询、路线模拟等多元化的方式，深入了解武汉市红色文化景点及其背后的故事，并以此形成“俯瞰江城红色画卷”的独特情感体验。第三，反思化路径。基本的生理刺激和交互参与难以实现持久的情感共振，唯有捕捉深层次的文化底蕴和生活理念，才能催生意味深长的情感碰撞、升华和认同。因此，需要实施修辞化、生活化和趣味化的设计手法，让读者从地图中获得更为丰富的思想启迪、文化诉求和生活智慧。如图7（c）所示，借助“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隐喻修辞手法[44]，将建党百年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汇聚成砥砺前行的奏鸣曲，为读者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城武汉各个阶段的发展特色和辉煌成就，并以此形成持续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
图7 叙事地图的情感化设计方法
注：地图来源于《武汉红色文化地图》。
Fig. 7 Emotional design approaches of narrative maps
2.3 影响人：美学化设计
“美”作为地图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与“真”（科学特质）如“硬币的两面”一般，共同构成了地图的基本属性。然而，经典地图学在认识论层面将客观性和真实性赋予了本质主义的地位，因此对审美经验的介入始终保持审慎和警惕。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地图设计过程中的美学话语，也导致那些单一追求美学创新的地图作品备受争议[45]。但事实上，地图作为人类社会叙事体系的重要成员，早已成为当代社会中公共美学载体和大众的审美对象。一方面，地图通过讲述时事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凝聚了热血沸腾的家国情怀、至善至美的道德礼俗、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缱绻安逸的市井烟火、勇攀科技高峰的求真精神等美学内容；另一方面，受益于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形式上更具吸引力的地图展现出更高的叙事效能。在这一过程中，大众既通过地图发现美和感受美，又在特定的美学原则下参与地图的叙事实践，地图的叙事意义不断地加强和传递，形成了超越体验感觉的可能世界，这无不公开且“合理”地强化了地图设计的美学话语。可见，美学话语的地图叙事机制主要有两条：第一，通过美学化的内容凝聚创造人类共识性的价值共鸣，拓展叙事的想象力并加深审美体验的启示；第二，借助美学化的形式创新建立人类介入地图实践的通道，提升叙事的效能并拓宽美学体验的方式。因此，针对叙事地图设计的美学化探讨，不仅涉及地图内容形式与价值功能的系统性反思，同时强调地图作为美学载体与大众群体和自然生态的社会性互动。具体而言，美学化设计的路径主要体现为3条：第一，功能美路径，强调地图设计的目标是人而不是地图本身。苏格拉底指出，物品的审美价值取决于其能否实现人对物的功用性需求。无论是我国传统的造物思想还是西方现代设计理论，均强调设计需要“以人为中心”。叙事地图设计需要定位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围绕人的主体性审美体验展开，方能有效提升地图的美学化内涵。如图8（a）所示，以女性“翩然起舞”的美学意象为图式结构，让苏州市“女性友好”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形式美路径，强调地图表现形式与现实语境的统一。不同于纯粹的艺术品，叙事地图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制于多方社会行动者的审美观念。审美并不是一个僵化死板的概念，而是在特定的时代、地域、阶层和民族中具体呈现出来。叙事地图设计需要与不同的审美观念、理想和标准创建对话，以人文关怀的视角探索地图设计所涉及的人与社会关系，结合具体的现实语境创设地图的表现形式。以图8（b）为例，以“折扇”这一苏州市特有的文化图式为版式结构[46]，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苏州园林“移步换景”的审美意象。第三，自然美路径，强调地图需要纳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我国传统的“多元共生”审美观念，将设计本身视为宇宙系统的组成部分，着重造物过程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效仿。制图者不仅可以秉承仿生的理念，将自然生态中的色彩、纹理、形状和气韵融入叙事地图设计，营造地图自然和谐的美学特质，同时可以通过地图传递人类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亦可以将生态化作为地图设计的核心目标之一，引发大众对生态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热烈回应。以图8（c）为例，使用“双手托起青山绿水”的视觉形象，惟妙惟肖地传达了苏州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意境。
图8 叙事地图的美学化设计方法
注：地图来源于《苏州市地图集》[40]。
Fig. 8 Aesthetic design approaches of narrative maps
3 地图话语：叙事地图学的实践逻辑
话语是叙事地图最直接、最表层的共享意义系统。叙事地图的话语创设涉及多样化的叙事对象、多元化的叙事主体和差异化的叙事受众，呼唤着建立起一个能撑起多方参与、对话和共鸣的话语体系，这恰恰成为叙事地图学的实践逻辑。鉴于此，本研究从知识体系、叙事视角和产品矩阵3个方面入手，分别回应叙事地图如何表达故事、以什么样的立场和视角来讲述故事、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传播故事3个话语创设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揭示叙事地图学的实践逻辑及其叙事策略（图9）。
图9 叙事地图学的实践逻辑及其叙事策略
Fig. 9 Practical logic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cartography
3.1 话语表达：知识体系
作为一门西学东渐的学科，经典地图学的诸多概念、理论与方法并非根植于中国本土语境，这造成了经典地图学在中国语境下付诸“讲好故事”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一些明显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一些核心概念（如什么是地图、什么是表征）和原理（如地图制图的目的是什么）尚未得到本源性知识和内生性理论的解释和界定。正如文献[47]指出：时至今日，从“数学规则”角度定义地图依然牢牢占据了地图研究的主阵地，导致学术界对中国古旧历史地图的探讨仅仅停留在地图绘制方法上，这无疑窄化甚至误解了地图的功能与绘制目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制图者始终把观念表达放在首位，并不追求如实呈现地表事物和社会现象，所有的制图规则和数学法则均是为了服务观念的表达[48]。另一方面，缺少对研究范式形成历史语境和社会经验的反思。以信息传输模型为代表的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政治选举的经验总结，其间制图师通过操纵地图设计规则实现特定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然而，经验实证主义范式停留在对现象层级映射关系的定量描述，机械性地呈现了以地图为媒介传输信息的某种共性，以及制图师或大众的某些共同的习惯和心理，忽视了地图的丰富意涵和复杂运行机制[49]。由此可见，建立叙事地图学知识体系的难点在于，既要面对地图及其所关联的人、物、技术和社会语境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系统性，又要阐释理论范式和方法原理的多样性、适用性和实践性。具体而言，叙事地图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有3条：第一，接榫和融通地方性知识和全球固有知识，建立内源性的概念体系。作为知识的基本单位和知识体系的基石，概念是人类在地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与认知的规律性提炼和总结，带有明显的本土化和地方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追问核心概念的生成情境和意义内涵，通过地方性经验来检验、修正或重新定义核心概念，或者针对新现象和新规律发展新的核心概念，亦或转向历史向度的思想遗产来丰富和完善核心概念。事实上，我国学者已经就此问题提供了多样的中国式解答，包括通达古今的地图概念[47]、泛地图[21]、绿色地图[50]、叙事地图[5]、隐喻地图[51]、地图修辞[7]等。第二，开展跨学科的互动对话，建立开放性的研究范式。叙事地图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具有鲜明的跨领域、跨学科特征。这就要求叙事地图学不再局限在单一的学科建制体系，从经验实证主义范式跳脱出来，积极与不同学科展开理性的对话和互融，以开放并包的心态建立理论范式与方法范式，并以此形成广阔的知识图景。第三，坚持从人类文明与本土需求出发，形成具有实践关怀的知识体系。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知识体系难以有效指引用叙事地图来开展本土化的地理实践，更无法与国际社会真正分享和传播本土故事。地图学者需要身体力行地参与“用地图讲好故事”的地理实践，不断回应社会变迁下地图叙事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实现理论的转化和本土知识的更新，进而推进叙事地图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3.2 话语立场：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指制图者观察故事的眼光和借助地图表达故事的角度，由制图者的立场观点、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等主观意识形态所决定，直接影响着地图叙事可视化策略和艺术风格[52]。传统媒介时代，地图的叙事主体主要集中在政府、行业精英和专业媒体，多围绕社会、经济、军事、政策和文化等主题内容，从国家、专业和集体的宏大叙事视角开展地图的叙事表达。然而，宏大视角的叙事地图侧重表征“表象性知识”，往往遵循固定的逻辑规则和表达模式，表现出高度的抽象性、同质性和距离感，造成了地图信息量高、理解难度大、话语意义低的困境，让地图的叙事效果大打折扣。在新媒体时代，以普通大众、民间组织和海外社群为代表的其他叙事主体，正在成为地图叙事实践的重要参与者。事实上，大众化的叙事视角能够提供多元化和差异化的信息与知识，容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引发共鸣和认同。因此，对于叙事地图学而言，亟须打破不同叙事主体间的话语失衡局面，营造多方参与、互相协作、同频共振的实践场域，具体包括3条路径：第一，建立国家战略视角、文化精英视角和普通大众视角并轨和协商的叙事模式。其中，国家战略视角作为全景叙事，以线性的方式提供宏观的信息框架和价值向度的整体意义；文化精英视角作为景观叙事，以理性的方式塑造地图的社会、生态、文化和审美内核和感召力；普通大众视角作为微观叙事，以非线性的方式赋予地图丰富的地方知识、多样的主观认识和多元的主体声音。不同的叙事视角能够为读者建立具体的语境来理解地图，使地图叙事更加生动、立体、全面和具有说服力。第二，多元的叙事视角决定了地图的叙事主题应该跨越宏大议题的界限，触及日常生活、民族风情、地方传统等众多领域。其中，日常生活强调对“人”的全面关注，通过地图讲述个体、家庭和社群的生活经验和生命历程，实现对人的精神、情感和思想关怀；民族风情强调对民族意象的关注，通过地图讲述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风俗习惯和发展变迁，实现对共同情感和共识价值的塑造；地方传统强调对地方景观的关注，通过地图讲述不同地方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故事，实现对地方认同和地方经验的观照。第三，多元视角的叙事模式还需要具有共识性的地图样态和地图语言，消解由认知错位导致的理解偏差。以微观个体叙事具象表征宏观国家叙事的内核，并回应中观文化叙事的行动逻辑，不断生成具有共享意义的地图话语，强化不同叙事主体的对话和认同。以贵州省“锦绣计划”叙事地图为例，国家叙事视角下，叙事地图重点讲述了贵州省“锦绣计划”政策的发展历程、脱贫措施和脱贫成效，如图10（a）所示；文化精英视角下，叙事地图集中展示了贵州省多彩多姿的刺绣文化，如图10（b）所示；微观个体视角下，叙事地图则叙述了“锦绣计划”如何影响一位绣娘的生活和就业，如图10（c）所示。
图10 不同叙事视角下的贵州省“锦绣计划”叙事地图
注：地图来源于文献[53]。
Fig. 10 Narrative maps of Guizhou province's “Jinxiu Project” from differ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s
3.3 话语传播：产品矩阵
叙事地图能否“讲好故事”取决于是否满足受众的需求和惯习。然而，叙事地图话语的受众多样，既包括国内的普通民众、专家学者和组织机构，又包括外国政府、媒体、群众和海外华人，表现出迥异的知识技能、情感诉求、社会文化背景和利益倾向。与此同时，不同的地图样态，其表达故事的方式、逻辑和能力亦不同。如，纸质地图宏观一览性强，便于读者理解叙事逻辑和数据分析；电子地图在动态展示时空变化和集成多媒体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AR地图以创设沉浸体验见长；VR地图擅长为用户打造身临其境的具身参与虚拟环境。受制于自身的物质性和技术性，每一类地图样态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表征偏向，相应地创造不同的意义向度。因此，叙事地图学需要采取跨媒介的叙事策略，在实践层面建立一个系统性的地图产品矩阵，让不同样态的地图产品在信息上相互补充、内容上相互勾连、功能上相互协作、话语上相互整合，共筑一张多向度互文的意义网络，以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求。具体而言，叙事地图学产品矩阵的建立路径有3条：第一，并置叙事路径。不同的地图产品“各司其职，各尽其职”，按照自身的叙事逻辑和特点从不同的侧面讲述故事，最终拥有共同的故事内核。以武汉大学的地图产品矩阵为例（图11（a）），《漫步珞珈地图集》[54]和《武汉大学系列地图》[55]以地图集的形式讲述校园文化，《武汉大学四季电子地图》通过电子地图的形式展现校园景观，而“武汉大学VR校园系统”则借助VR地图为用户提供校园游览的沉浸式体验。这些地图产品虽然在讲述武汉大学校园故事时各有侧重，但都指向展现武汉大学精神风貌的叙事目标。第二，主从叙事路径。不同的地图产品间有明显主次之分。其中，首要的地图产品承载着表达完整叙事内容的重任，而次要的地图产品则配合特定场景的需要展示部分叙事内容。以苏州市的地图产品矩阵为例（图11（b）），《苏州市地图集》[40]完整讲述了苏州市历史变迁和当代发展的故事，而“微信小程序”地图和“数字图集”则为了满足宣传需要“引荐”了部分叙事内容。第三，协同叙事路径。不同的地图产品讲述不同的故事情节。每一个地图产品虽均具有独立的叙事能力，但在叙事内容和叙事目标层面互补和协同，为读者提供多维的深层体验。以贵州省的地图产品矩阵为例（图11（c）），《贵州省自然资源地图集》[56]《贵州历史地图集》[57]《多彩贵州系列地图》分别讲述了贵州省的自然资源、历史脉络和人文风情。只有当读者遍览全部地图集时，才能真正了解贵州省的故事全貌。
图11 叙事地图产品矩阵的建立路径
Fig. 11 Product matrix of narrative maps
4 迈向叙事地图学的新范式
通过以上理论演绎，本文初步构建了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框架（图12）。整体来看，叙事地图学的架构具有层次化的特征。其中，地图样态、地图语言和地图话语，组建了地图叙事的3大基本维度，并分别铺设了地图的“文本”逻辑、方法逻辑和实践逻辑，共同构筑了叙事地图学的核心；同一叙事逻辑包含了多个叙事向度，而不同的向度又需要针对性的叙事策略，叙事向度和叙事策略由此形成了叙事地图学的中层；任何叙事策略最终均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叙事目标，多样化的叙事目标作为叙事地图学的显性表层特征，直接体现了叙事地图的功能和价值。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同一叙事逻辑下，不同叙事向度虽各有侧重，但并非完全孤立和彼此隔离。如，身体转向必然伴随着体验转向，而游戏转向亦涉及交互叙事和感官叙事等策略。同理，情景化设计、情感化设计与美学化设计之间也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尤其是美学化设计本身就能够引发情感共鸣。与此同时，叙事维度、叙事逻辑、叙事向度、叙事策略和叙事目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而是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需要综合理解和考察这5个命题，才能真正系统性地构建叙事地图学。
图12 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框架
Fig. 12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narrative cartography
从地图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地图研究和实践深受历史文化语境、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展现出较大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叙事地图学想要从地图学的学术前沿转变为主流范畴，就必须超越经验层面工具性角色的束缚，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为学术共同体开展地图研究和实践提供基本的认知边界、方法框架、知识集合和实践规则。由此可见，最后还需要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叙事地图学的研究范式到底是什么？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Thomas Kuhn的范式框架，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3个方面予以回应（图13）。
图13 叙事地图学的研究范式
Fig. 13 Research paradigm of narrative cartography
4.1 认识论
什么是叙事地图学？学术界目前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从字面上来看，叙事地图学存在两种理解：第一种是将地图作为叙事的一种方式，即cartographic approach to mapping stories，倾向于探究可视化故事结构和表征社会现象的制图理论与方法，其目的是揭示特定社会事件和现象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第二种是将叙事作为地图研究的一种特殊视角，即narrative approach to maps，强调用叙事的视角去研究特定的地图类型，其目的是挖掘地图自身的规律并解决地图学内部的问题。这两种理解虽在目标、定位和功能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却都建立在“地图如何叙事”这一共同基础之上。鉴于此，本研究将叙事地图学定义为“研究如何用地图讲故事”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统称，不仅关注事件之间逻辑或因果关系及其隶属的意义网络，更侧重地图对故事意义的介入、传达和建构机制，同时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叙事地图所关联的权利逻辑及其影响。可以看出，叙事地图学以问题为驱动和导向，而并非以单一学科划分为阈限，接纳来自地图学、地理学、叙事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智慧，通过学科交叉和研究范畴重组生产新的知识。因此，与其说叙事地图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crossdisciplinary），不如说是一个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或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的研究领域，极大地缝合了不同学科地图认识论（如测绘学领域的实证主义地图学、地理学领域的人文主义地图学、心理学领域的认知主义地图学、社会学领域的批判主义地图学、历史学领域的阐释主义地图学等）的间隙和断裂，以开放对话的方式重建地图研究的“通约性”，最终解决叙事地图具体的实践问题。
4.2 本体论
叙事地图学秉承关系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认为世界是由事件（即一系列的关系）生成的，并以此打破实体本体论的思维禁锢。首先，关系本体论指出，实体及其属性难以在本体层面阐释世界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因此，关系本体论将关系视为世界的基本单位。关系并不是不同实体间交往和互动的纽带，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独立客观存在。其次，事件就是关系或关系的集合。具体而言，事件包含了人、物、时间、地点、技术、制度等多元“实体”，这些“实体”并不是机械外在的独立存在，而是有机内在的相互联结。这一观点对于数智时代的地图实践颇有指导意义，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生态位，地图生产的主体边界日益模糊，督促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人、技术与地图的关系。最后，关系是一种动态过程，而过程就是事件的生成。高度的动态逻辑使关系处于不断的“生成”状态中，并以此编织了事件的复杂意义网络。
4.3 方法论
跨学科和超学科特征决定了叙事地图学的方法体系是开放包容和博采众长的，倡导充分发挥测绘学、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研究传统的互补优势，以破除本质主义方法论的桎梏，不断拓展叙事地图研究的宽度和广度。具体而言，叙事地图学不仅需要借助规范的统计分析、数据挖掘、神经认知实验、社会模拟等定量手段，挖掘叙事地图的普遍和客观规律，形成对关系本体的抽象化表征和解释；还需要开展情境分析、民族志研究、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文本阐释、深度访谈等定性分析，实现对叙事地图实践过程性、动态性和异质性的深描，特别需要考察和捕捉地图意义网络中的偶然性、突变性和情境性，通过提炼无规律的非表征知识来扩充叙事地图的知识体系，最终才能实现对叙事地图的全面认识。此外，叙事地图学的方法论亦坚持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宏观和微观的统一。一方面，需要承认关系网络中多元“实体”的主体地位，并提倡研究者亲身参与地图叙事实践，结合具体的情境厘清叙事地图意义的动态生成机制。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从微观个体层面进入宏观结构并以此考察整体意义的可能性，通过建立同态或同构关系来揭示个体特征和宏观规律间多样化的互动、联系与延续。
5 结语
当下，叙事地图学展现出强劲的学术生命力和实践活力。然而，叙事地图研究缺乏概念框架的引领和支撑，难以真正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知识生产。针对这一学术难题，本研究首先立足于叙事地图“文本”的3大基本构成，即符号、功能和模态，通过探讨游戏转向催生的场景叙事、体验转向开启的交互叙事，以及身体转向激发的感官叙事，揭示叙事地图学的“文本”逻辑及其叙事策略；其次，通过探讨“打动人”的情境化设计、“感染人”的情感化设计、“影响人”的美学化设计，揭示叙事地图学的方法逻辑及其叙事策略；再次，从知识体系、叙事视角和产品矩阵3个方面入手，回应了叙事地图如何表达故事、以什么样的立场和视角来讲述故事、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传播故事3个话语创设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揭示叙事地图学的实践逻辑及其叙事策略；最后，构建了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框架，并确立了叙事地图学的概念、本体及方法体系。作为一个超学科的研究领域，叙事地图学秉承关系的本体论，以具体的问题为驱动和导向，倡导使用混合的研究方法，致力于解决“如何用地图讲故事”这一基本命题。本研究所建立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范式为叙事地图学的创设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和方向指引，同时也为当代地图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行动镜鉴。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建立叙事地图学不仅需要理论先行的根基和指引，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修正、发展和完善。特别是针对如何建立本土化知识体系这一关键议题，需要对古今地图学家的本土化实践展开系统性的经验总结。此外，本研究所创建的概念框架只是为叙事地图学提供了一种理论阐释，并非唯一题解和标准。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激发地图学研究领域更多的底层思考和理论争鸣，推动地图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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