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长江三峡，自古险滩密布，在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人们如何穿越激流险滩？百年前的一部《峡江图考》给出答案。《舆图探山河》第三期《逆流而上》，将循着这部峡江图册，从江流中各种滩石的标记，到绝壁上凿出的纤路栈道，探寻前人征服险滩、开辟航运、谋求发展的生存智慧。
一部百年前的手绘“智能导航”
长江上游的峡江段，东起湖北宜昌南津关，西至重庆奉节白帝城。水下滩险星罗棋布，横流倒吸、涡旋随处可见，是整条长江最凶险的一段。枯水期，礁石露出江面、横截航道；洪水期，礁石又没入水下、无从参照，连最熟悉水况的老船工都摸不准位置。在没有现代导航的年代，行船全靠一代代船工口口相传的经验，船毁人亡的险况往往就在一瞬间。
直到清末，巴县县令国璋编绘出我国第一部用传统方法编绘的系统长江三峡河道图《峡江图考》。这套书最巧妙的设计，是正反双向均可阅读：船逆流向上时，从前往后读；顺流而下时，从后往前读，顺江、逆江都能用。书中记录了大量险滩的名字，其中有些滩名叫“猪狗屎尿”的土名，却正是行船极险的地段，人们用这种通俗好记的名字，来提醒来往的船工注意。这本图考更贴心的还在于不仅标出各处险情预警，还明确标注具体行船操作，部分滩段还标了装备要求。在没有导航的年代，这几乎就是一份把水情、路线和工具都写进去的行船导航指南。
△清《峡江图考》
图考中一位普通人不普通的除险故事
在《峡江图考》中，记录了大禹、屈原、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名字，然而，在瞿塘峡篇章里，国璋却用近半页的篇幅，郑重记下了一个普通人的名字：李本忠。一个做米盐生意的湖北商人，何以被如此郑重地写进江图当中？一切要从一个家族横跨三代的悲剧说起。
李本忠家中世代做米盐生意，往来楚蜀之间，靠这条九死一生的水路谋生。可祖父与父亲先后在峡江运货途中遇难，接连打击之下，年少的他立下誓言，要凿平江中险滩，不再让世人重蹈自家覆辙。
从嘉庆十年到道光二十年，前后三十六年，李本忠捐资万余两白银，自费奔走于千里峡江之间，水落时就组织人力凿除险滩礁石，水涨时就修缮崖壁纤道，为后来的行船开出一条更为安全的通路。凭着一句少年时的誓言，把一条夺命险江，一寸一寸凿成了连通川楚的生路。而这条自古凶险的航道，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像李本忠这样的治江人前赴后继、接力整治，才在惊涛险滩间开辟出了一条连通川楚的航行生路。
瞿塘峡背后的西南第一税关
出了瞿塘峡，就是夔州府城，夔州在当时不仅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军事重镇，更是峡江行船的一个重要站点。唐代这里就出现了以峡江地域命名的“瞿塘贾”，就是专指往来瞿塘峡，在川江上跑船做生意的商人；到了清代，这里更设立了中央直属的税关：夔关。嘉庆年间，夔关税收稳定收入达十八万多两，占整个西南税收的77.4%，被称为“西南第一税关”。《峡江图考》里记录的夔州城，正是古人开辟航运、发展商贸的历程，是峡江之上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鲜活见证。
一幅重庆城图：藏着开埠时代的山城印记
从夔州继续上行，就到了《峡江图考》上水方向的终点重庆。当时的“缝纫机大王”刘子如刻绘的一幅《增广重庆地舆全图》，细致描绘了这座山城开埠后的城市面貌。
全图以嘉陵江、长江环抱的渝中半岛为中心，东起朝天门，西至浮图关，南越长江至南岸，北至江北城。城中街道按商业分门别类，打铜街、筷子街、衣服街，想买什么就顺着图走。十七座城门各有分工，形成一套完整的老城物流网络。图里连水井和走不通的小巷都标得清清楚楚。如今对照这份《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依旧能在山城的街巷里找到很多老地名对应的坐标。
这幅舆图的作者刘子如，原本只是这座城里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年，后来成为了享誉西南的“缝纫机大王”。他亲历重庆开埠巨变，眼看着旧图跟不上城市的新变化，便把城市新变化一一补绘进去，也把自己的事业刻进了这座城的商业版图，成为当年重庆商业星火中的一个代表。
在这幅地图覆盖的范围内，西南第一根国产火柴在此擦亮，终结了洋火的市场垄断；江北玻璃厂竖起重庆第一座近代工业烟囱；两江码头上，民生船队整装待发，成长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内河航运船队。这群逆流而上、奋起争先的峡江人，共同点亮了重庆开埠后的现代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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